以退隐的名义担当——读纯空法师的书画

文 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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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圆)》

 

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养成,往往借助于退隐的方式、通过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背叛或反抗来实现。这中间有仕而不出者、有佯狂放诞者、有游戏风尘者,当然还有部分佛教僧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隐逸阶层,这个阶层总是或多或少地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并在评论家们消极遁世的指责中担当着文化传承的另类道统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在野的(而非御用的)艺术家,就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直延续并守护着与儒家强势话语相隐抗的非主流话语权,并在拯救与逍遥、入世与出世之间有所担当。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纯空而言,出家而成为法师,不单是个体心理的随机冲动,而是一个严肃的灵魂事件”——出家本身如果仅仅意味着对某种担当的逃离的话,恐怕汉语思想史上的菩萨道运动就不会令中华文化的道统在中古世纪几乎为佛教所中断了。


所以作为庶出的隐士阶层,并非如传统观点那样,认为他们对汉语的文化传承无甚大的贡献,在艺术领域,隐士阶层可能是最重要的传承者。有人云是隐士文化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之体现。其实,隐士这类群体的出现,只是个体身位信仰与权威话语的精神垄断之间张力过度的一种结果——如果后者并不能满足个体身位的信仰需求,而个体又不愿意随顺媚俗,则问题就自然转化为灵魂的自我担当,而对这种担当的解读,恰为非主流精神的身位救赎提供了绝好文本。


出家前的纯空并没有意识到书画之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灵魂担当,而现在,他已开始自觉地运用书画来传达他对现实关怀的担当。他几乎痴迷地重新临摹几乎能收集到的一切与佛教有关的书画作品尤其是僧家作品,在他的抱负中,延续中国书僧之法脉,似乎已经成为人生的终极选择。


从出家前的段志国到出家后的纯空法师,因着接触教多的原由,我对他的内在心理把握应当算比较切近,我以为纯空其人及其书画是通过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柔和、野逸的情肠,来表达他的以出世之精神从事入世之事业的担当。然而一些评论纯空之作品的文章,皆云其人其作如其法号——纯净而空灵,其实我更认为那是以柔弱的方式来直指某种缺失。


何谓缺失


据说历史上的隐者一般在书风和画风上都表现出以为宗,似乎这样才能显示所谓风骨,然而那只是表相而已,起码怀素和八大山人的文本便是对这一结论的驳斥——只要担当还是灵魂深处的天命,隐者便会以各种适宜的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倔强。 在纯空的画中,我已经明确解读出焦虑——只不过那焦虑隐藏在空灵背后,这种焦虑不是具体的实存情绪,不是对具体事物的操心,而是个体同一个本体间巨大张力的撕裂和灵魂如风的呼告。 ——他究竟呼告什么呢?


所有认识纯空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幼真及柔弱——我甚至怀疑他那童话般的秉赋带有某种欺骗性,因为他对每个人的眼神都是无染的凝视,以至于每次深谈时我都忐忑不安——这家伙该不是又来偷窃我的思想了吧? ——他简直是《白痴》中梅思金公爵的翻版,而我不得不扮演伊鲍里特,时刻提醒他江湖险恶


我们这里一再说的退隐是蔑视主流文化(道统)的另一种形式的沉重反抗,所以真正的隐者在个体身位上的表现并非出离,而是担当。纯空拒绝俗世的价值虚伪而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不能将这个现实世界颠倒过来重铸,那就给心灵留一份纯真。但是,从他出家、进山修行、出山后所创作的作品中,我仍然一眼看出:消极意义上的退守、留一份纯真已非他的初衷,所以当我为他的一副画册题道这个世界虚伪和纯真皆无所遁形,我们只能带着痛苦去担当时,他看后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


我狡黠地狂笑,一如娜司塔谢·菲里波夫娜面对震撼得脸色发白的梅思金公爵——我当然知道他的情结所在,哪怕仅仅从他对书道的虔诚这一侧面。盖因我自己倾身心于佛学研究十几年来,自然也有近似的心路历程。当然,更多的出家者并非出于担当由主流意识造成的深渊劫难而选择的逃遁式的自了,这和我们所指的退隐是完全的两回事,也根本体会不了狂笑脸色发白之间内在的隐密关联。


退隐还是另一种方式的蛰伏,它在很多情况下使人昏睡、陶醉,但是对于有所担当者而言,蛰伏是坚韧的等待,是冷寂中的温暖——这种担当对一个法师而言就是在菩萨的救度尚未来临之前的旷野呼告。


在纯空眼里的那些有所担当者中,他最推崇的是一名明末清初的书画僧,他的名字恰好叫担当(15931673年)。 精明的艺术批评家都不得不承认:担当和尚的画,是不能的,只能通过”——借助于灵魂的贴近与感动才能读懂。如果单凭肉眼看担当的山水,首先看见的是董其昌和倪赞的格调,随后或许能看到米家父子和黄公望的风致,再后来或许还可以看到北宋诸家的流绪——那么担当自己又在哪里?


其实,我们之所以看不见担当自己的笔墨,端的在于担当自己根本就不在乎笔墨——他或许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想当年担当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在祥云水目山从元往和尚落发为僧时,取名普荷,号担当,其意指是天下重担一身当


纯空颇为推崇担当笔墨的随心所欲、天然浑成。有人云担当笔墨的纯朴来自于对禅的虔诚,认定担当创作的动机是借笔墨以悟禅。然而,如果我们的批评家真正弄清了退隐担当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以从八大山人、担当和尚等的所谓疏体画格中,读出浓郁的情结和深层的焦虑,至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故意求,只是他做伪的方式高明罢了——其对灵魂担当的真诚度反倒令人怀疑。


人们的精神活动与生俱来,任何正常或非正常的举动,都与内在精神活动密切关联,但现实又往往不是这样——对于段志国颇为惊世骇俗的出家举动,在事实的表象后面肯定还有一个真相。我认识段志国时,他刚完成六年的日本留学生涯回国。那时他刚刚获得日本的书道大奖,这一世俗的荣誉足以使他在江湖上进退无拘,立命安身甚或博取旁人不可企及的功名都轻而易举。然而他选择了退隐的生命形式、立志成为一个书僧或画僧,我所关心的问题便只能是:他的艺术创作如何与他的非同一般的身份产生联系?艺术创作在作为僧人的纯空如何具备双重功能——既是个体身位的艺术情怀的展现,又必须是对出家人这一符号的身位解读?


这种解读或许是:他通过对书道的担当,而完成了自我的出离。至于这种出离是归于大化还是往生莲邦、是轮回于婆娑还是复活于天国,实在可以托付给圣神决断。


此时此刻,我对着纯空新画的一幅《荷》,从荷叶那飞扬的叶子上我仿佛看到了风的来临,莫非那风是退隐者匿影的实存?它充塞画面也充塞着四方,呼啸着涌向天空,恰如对圣神的不懈追逐。莲花合而未放,垂首似有隐忧,然而即使苦若参禅衲子,悲似汨罗屈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节)